雪藏30余年的纪录片《中国》：导演安东尼奥尼怎么“得罪”中国的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想必这个问题应当能勾起大部分人的好奇心。
因为那个年代不同于当下，没有太多可以记录影像的工具，再加上当时的人们根本没有任何“留存记忆”的思想，所以想要找到50年前有关中国的真实记录影片确实十分困难。
可偏偏有一个来自异域的外国导演做到了，他的名字叫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虽然他由于这部纪录片饱受30余年争议，但也与中国、中国人结下了一份特别的缘分。
那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和中国的故事是什么？
01，受邀拍摄：他说他想拍摄一部不包含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出生在1912年的意大利，23岁从波隆那大学毕业，取得经济学学位。可他没有继续留在财经行业，而是跨专业跑到一个报社，当了一名电影记者。
5年后，安东尼奥尼成为一本电影杂志的工作者，但因得罪主编，数月后他被开除 。之后他进入罗马电影实验中心深造。
2年后，安东尼奥尼和一位编剧合编了一部战争剧作，并在某影片中担任助理导演，自此开启属于他的编导生涯。
1972年，年过花甲的安东尼奥尼已然享誉世界，变成了一位大导演。同年，他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 中国政府希望他可以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
为什么中央领导没有把这个特别“任务”交给“自己人”，而是委托给一位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完全陌生的外国导演？
理由有二：
一是由于那时中国电影业发展缓慢， 除却样板戏和革命电影外，几乎没有其余可看内容，领导们很害怕中国导演会把纪录片同样拍成无趣模样；
二是彼时中国正寻求“对外开放”， 一个外国导演的到来正应和了该政策。
安东尼奥尼未多思索，便欣然同意了这份邀请。他跨越大洋走入中国，一共停留20余天，途经北京、林州、苏州、南京和上海几个地方，拍摄了一部名叫《中国》的纪录片。
他的第一站是北京；半个月后，安东尼奥尼一行走入河南林县，在那里留下了很多有趣又特别的故事。
时隔多年，当初负责接待安东尼奥尼一行人的县城领导依旧清楚记得当初种种：
安东尼奥尼入住县城第4招待所208房间，其余人则分住另外4个房间；为了确保他能住得舒服，县城特地将最好的待遇给予安东尼奥尼 。
他在县城的全程活动皆由县城党委宣传部长陪同，规格相当高；饭食则特地为安东尼奥尼准备了牛奶、咖啡等。
安东尼奥尼很平和，不挑食，也不挑剔，从不向中方提什么过分的要求。他对路途中所见多数事物皆充满兴趣，通常一出去就是一整天，直至深夜才回来。
在林县的4天，安东尼奥尼跑了许多地方，包括某些非开放区。那时陪同他的领导“吐槽”安东尼奥尼：“他为什么只拍毛驴拉磨那些吓人的东西，不拍电磨？”
对此，安东尼奥尼微笑着表示：“我想拍摄一部不包含任何教育色彩和意义的纪录片，我想用摄影机把我眼睛看到的真实中国全部记录下来。”
他不以“导演”自称，只说自己是一个正巧带上了摄影机的旅行者 ，即便他如同那个年代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行动受到某些限制，也没有泯灭他对“中国”的那份热爱和好奇。
刚到林县那天，安东尼奥尼在县城领导的陪同下去到大队部参加村干部关于如何麦收的会议，他花费了10来分钟记录会议内容，其后又跟着县领导去到村小学，并拍摄了操场、教室等场所。
途中偶然遇见一名衣着破烂的小孩，安东尼奥尼仿佛生出极大兴趣，特意将小孩子拍了下来。
县城领导见状，急忙制止安东尼奥尼，对他说：“那个小孩子不代表中国农村孩子整体面貌，你就是拍了，亦不能播出……”
安东尼奥尼笑笑，许诺：“我不会放出来……”
可有人说，他到底失言了，把那个片段放在了意大利版本纪录片中，触怒了中国驻意大利大使。 然而后来这位县城领导特地从网络找到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未曾发现该影像。
这件事看似是一件小事，实际上却是安东尼奥尼后来种种遭遇的一种缩影，令他饱受了30余年来自中国和意大利双方的争议。
02，遭受争议：有口却难辩，别人指责他“背叛”了中国
争议的源头很简单，即安东尼奥尼不肯按照中国官方安排给他的场景拍摄，非要私自闯入“不开放区”拍下那些“只能由中国人自己看的”场景。
某一回，正在林县拍摄的安东尼奥尼忽而看到一群“行迹可疑”的百姓，他当即生出浓厚的兴趣，不顾县城领导阻拦，执意追了上去，发现一个由村民们自发组成的集贸市场。
这种集贸市场在当时是违法的， 但不知实情的安东尼奥尼却将此场面“如实”记录下来，使它与首都某大商场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人指责安东尼奥尼“刻意污名化”中国，专门找出中国农村的一些“特例”宣扬天下，实际上中国并非那般模样。可怜只是想真实记录中国的安东尼奥尼有苦难言。
同样是在林县，县城领导带着安东尼奥尼走访一户普通农家， 拍摄和他们家商量购买收割机的事情。
安东尼奥尼不知怎么，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向县城领导及那户农家提出一个要求：可不可以让这户人家的儿媳与公婆吵架，再由村干部出面调解？
县城领导无法理解安东尼奥尼的“艺术手法”，直白拒绝了他：“不行，他们一家人本来就很和睦，为什么非要他们发生矛盾？抱歉，我觉得这样不真实，恕我不能配合。”
安东尼奥尼未有强求，默默按照县城领导的“安排”，拍摄了10来分钟的农户和睦场景，随即默默离开了。
由此亦能看出那时中国人与这位外国来客的思想差异：安东尼奥尼想在纪录片里穿插一些艺术手法，使得纪录片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中国人无法理解他的行为，认为他是打算借机“抹黑”中国。
果然，待到影片完成后，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作品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少见的大规模、持久的全国性批判。
《人民日报》首先发表了一篇指责安东尼奥尼“恶毒用心、卑劣手段” 的文章；接着，又有一本厚达200余页，斥责安东尼奥尼影片乃“反中”代表的书籍“横空出世”……
人们不断质疑安东尼奥尼，为什么他非要在镜头里加入一些荒凉沙漠、偏僻农村、人类出生、死亡等镜头，凡是能够体现中国“进步、出色”的场景，他却鲜少拍摄？
无数苛责如同散落的纸片一样，纷纷压在了安东尼奥尼的身上。与此同时，亲华的意大利人也将安东尼奥尼视为“恶人”，说他不只“背叛”了中国人，亦“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
安东尼奥尼有口难辩，只能默默咽下所有“苦衷”，默默忍受旁人非议。
03，32年后的采访：一声叹息，一段奇妙的缘分
32年后的9月，有一位昔日曾出现在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的中国记者同安东尼奥尼一样，跨越了重重大洋，千里迢迢赶赴意大利，与那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见了一面。
他眼含热泪地走到安东尼奥尼面前，和双眸噙满泪水的老人相互凝视，轻轻握手。中国记者为安东尼奥尼带去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他儿时的照片。
安东尼奥尼看着那熟悉的中国孩童形象和旧时中国农村的场景，再难掩饰心头怅然，猛然抱住中国记者，一边大声哭泣，一边不断亲吻他的脸颊。
待到安东尼奥尼的情绪平复，中国记者笑着再递上了另外一份“礼物”： 一枚由他亲手设计的胸针。
他将胸针戴在安东尼奥尼夫人，一个同样对中国人抱有友善的意大利女人衣襟上，并开始展开对安东尼奥尼的采访。采访结束后，中国记者告别安东尼奥尼，又特地拜访了安东尼奥尼的出生地 ，一座美丽的意大利小城。
他在那里听说了很多安东尼奥尼的故事，且在安东尼奥尼的邀请下，再度走入了安东尼奥尼的家。
那天，灿烂的阳光中，年老的大师正在作画，是一幅充满中国意境的画作。安东尼奥尼的夫人在丈夫的示意下，赠送给中国记者一本带着他和夫人签名及祝福的自传。
中国记者问安东尼奥尼：“您想再回中国看看吗？”
安东尼奥尼露出兴奋的笑容：“现在走，我们一起去，快点！”
可谁都知道，这个行程大抵是一辈子皆无法实现了 ，因为安东尼奥尼早在1985年时便因中风而半身瘫痪，他的身体不允许他进行任何长途旅行。
再一次告别时，中国记者一次次回头去看那栋小楼和那位偷偷向他招手的夫人。他不知道，这可能会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那位依旧对中国充满友善和向往的老人。
同年，“雪藏”了30余年的纪录片《中国》首次在中国首都放映。3年后，安东尼奥尼于意大利去世，享年94岁。
从安东尼奥尼和《中国》的故事中，似乎可以感受到一份叹息，一份属于那个时代中国的遗憾。幸而，《中国》到底在中国上映，安东尼奥尼也等到了中国人对他的认可和称赞。
时间或许会苍老容颜，可它同样亦能扭转故事的结局，弥补某些缺憾，不是吗？
文/赵贺澜
来中国43年，这位意大利摄影师觉得中国人特有意思
老安的工作室有点隐蔽，用他的话来讲“路有些绕、不好找”。
村里的人热情地帮我指路，大家都知道这个意大利人。一个正揽件的快递小哥说，他常给老安送件，有时老安还会给他递根烟，闲聊一会儿。
我顺着小哥指的路左拐右拐，找到了目的地，也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老安。
老安原名安德烈·卡瓦祖蒂，大学时在威尼斯学汉语言文学。老安说，选专业的时候挺迷茫，大家都觉得学理工科更容易找工作，但他喜欢文学、摄影。
正在接受采访的老安。刘洋摄
受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影响，再看看世界地图，老安对这个版图辽阔的国家产生了兴趣。“索性就冒个险，学汉语言文学吧。”
1981年，大三的老安碰巧获得去中国学习的机会，这是他第一次进入课本中描述的世界。在中国的日子里，老安背着他的相机到处跑、到处拍。
采访时，老安看了看我手中的相机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这帮人都没钱，但又喜欢摄影，于是就去二手市场淘设备，要不就是借机器，无论怎么样也得拍，大家都比较理想主义。
读书时玩摄影的老安拍了不少国家。看着传教士拍摄的18、19世纪的中国，老安觉得中国的风景、人的打扮很不一样，他想用相机记录这份“不同”。
老安最初先到的南京，后来又去了上海。他觉得当时人们的心态很有意思。在摄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中，老安用镜头定格了人们不同的神态，或好奇、或兴奋、或茫然......
厦门，1983。 受访者供图
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处于一段较为平静的时期，有一些新鲜的事物和思想涌入，老百姓们还在琢磨着未来该怎么走，都有些茫然，但也比较兴奋。因此，他将摄影集取名为“稍息”。
上海，1982。受访者供图
一天，老安在上海和平饭店的电梯里碰到两个做进出口贸易的意大利人。听着老安流畅的中文，这两位老乡决定让他在毕业后到香港入职。老安觉得自己挺幸运，本以为就业是个大问题，没想到误打误撞碰上了好机会。
1990年，老安就职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要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老安便离开了香港到北京定居。这份工作让他有了一些积蓄，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影像生涯。
和人艺导演合作为戏剧做多媒体影像、拍摄王小波等文艺界人士专访视频、拍电视台专题片......回想这几十年的拍摄，老安觉得中国有特别多有意思的人。
和老安一起看他和徐星合作拍摄的纪录片《五加五》时，老安对拍摄趣事侃侃而谈，他说最开始没想到能碰上像老金这样的人。
和老安一起看他拍摄的片子。刘洋摄
老金原先是住在北京宋庄的一个农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艺术家迁入宋庄，花一万元人民币买间平房开工作室。这些艺术家里有的成名了，卖画卖了几千万元。宋庄渐渐发展出了“画家村”的名号。
包含老金在内的村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觉得艺术是个产业。老金便不再种地，当上了黑车司机。“为艺术家服务”是老金的口号。那里的艺术家想叫车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老金。
老金
有的艺术家对老金的评价是“不管多晚喝多了酒，他全都带你回去”。老金载着艺术家各地跑时也发生了不少趣事，比如被喝多了的画家赶下车等等。
一个能说会道、爱“唠艺术嗑”的农民在艺术家圈子“如鱼得水”。现代的“痛车”是将喜爱的动漫角色字画喷在车上，老金的“痛车”则是由艺术家们的签字完成的。
老金后来还自己画画。宋庄独特的环境和氛围给原是农民的他添了一些生活调味剂。宋庄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生活交集和处世态度展现了社会变迁下人们的新风貌。
“我也不知道什么有意思，什么没意思。反正有一点苗头我就去探究一下。”老安说这是他的风格，当初想去拍宋庄时也没什么思路，和几个艺术家朋友闲聊后才知道有老金这个人。他当时想，真是凑巧，但也多亏和这些朋友聊聊才有所收获。
老安是一个很放松的人，用现在的话讲叫有“松弛感”。他喜欢和人打交道，他的拍摄也更关注大众的生活。他希望能够记录下这些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形象，让观众平静地看待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选择、矛盾、优劣，理解不同背景的人所表现出的不同反应和态度。
采访结束后，老安还向我介绍了其他在中国定居的意大利朋友，期待下次大家可以一起坐下来聊聊。
来源：中国侨网微信公众号（ID:qiaowangzhongguo）
编辑：王琴责任编辑：马海燕26岁中国男子在尼泊尔珠峰地区身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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