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福第三代要对佐丹奴“做大改动”，先把在位30年的CEO赶下台

界面新闻记者 | 朱咏玲

界面新闻编辑 | 许悦

周大福如愿入主佐丹奴。

4月3日，香港服装集团佐丹奴国际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对公司第一大股东Sino Wealth International Limited（该公司由周大福（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控股）于2月提出的7项有关管理层人事任免的建议决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为，7项决议案均获约66%票数表决赞成通过。这意味着佐丹奴国际的管理层正式变天。

其中，第1项至第5项决议案提出的董事会成员变更在股东特别大会结束后即刻生效。佐丹奴国际原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刘国权被罢免董事职务，并自动不再任董事会主席及其在董事会下设委员会中的所有职务。同时，Colin Melville Kennedy CURRIE被委任为执行董事，郑志雯、郑志亮为非执行董事，黄伟徳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根据第6项决议案，佐丹奴国际于4月5日举行董事会会议，委任非执行董事曾安业为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Colin Melville Kennedy CURRIE为行政总裁，调任前非执行董事李志轩为执行董事，三人也获委任在董事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刘国权的行政总裁职务则被罢免。

至此，周大福进一步增强了对佐丹奴国际的把控权——佐丹奴国际的董事会成员由此前的8人增至11人，其中周大福相关成员由2人增至5人。

前述人员的履历显示，佐丹奴国际现任董事会主席曾安业现为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大福企业”）的行政总裁兼董事——周大福企业为郑裕彤家族的私人投资控股旗舰公司，以及周大福（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大福控股”）的董事——周大福控股为佐丹奴国际的间接大股东。曾安业也是郑氏家族第二代接班人郑家纯的外甥女婿。

而非执行董事郑志雯、郑志亮分别为郑家纯的女儿和儿子，两人也在周大福控股旗下企业中担任要职。

新任行政总裁Colin Melville Kennedy CURRIE，以及执行董事李志轩虽为职业经理人，但也算是周大福的“自己人”。前者曾担任阿迪达斯亚太及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现任周大福企业的顾问；后者在2013年加入周大福企业，现任周大福企业高级副总裁。

自2011年成为佐丹奴国际最大单一股东以来，周大福并非首次争夺对佐丹奴国际的控制权。

在佐丹奴创始人黎智英于2000年前逐步套现退出后，佐丹奴国际的股权结构一直分散。公众股东持股量占大头，且管理层并非大股东——刘国权在任期间，佐丹奴国际的三位执行董事刘国权、陈嘉纬和罗学文合计持股不超过2%。

2012年，周大福控股已通过旗下公司间接持有佐丹奴国际超24%的股份。当年，周大福控股即派出郑氏家族成员郑志刚及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世昌进入佐丹奴国际担任非执行董事。两人直到2022年才辞任，由曾安业和李志轩接替。

2022年，周大福还曾提出私有化佐丹奴的要约，但因收购价格较低，遭到以当时第二大股东David Webb（持股5%）为首的股东拒绝，收购以失败告终。

据香港媒体“星岛头条”报道，刘国权称周大福企业曾与他接触，表示希望他主动请辞，因为“有一个做了30几年的CEO在这里会阻碍他们做大改动”。而与其意见相左的刘国权则认为，现在正是“风高浪急、风大雨大”的时候，公司要小心谨慎，无需做大改动。

作为佐丹奴国际的老将，现年70岁的刘国权于1987年加入佐丹奴国际，1994年起担任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迄今正好30年。

理论上来说，一个常年稳定的领导者有助于企业把握并落实长远的发展战略。但刘国权及其他执行董事的职业经理人身份，也可能使他们缺乏创新和变革的动力。

鞋服行业资深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程伟雄告诉界面新闻，在职业经理人的长期把控下，佐丹奴国际倾向于按部就班地经营，包括更注重对营收、费用和毛利率的调控，偏向短期思维，缺乏创新性的变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刘国权领导下的佐丹奴国际在过去十几年里陷入增长受阻和营收下滑的困境。

从2011年到2018年，佐丹奴国际的年营收一直卡在50多亿港元，2019年跌破50亿港元，2020年到2023年又进一步下滑至30多亿港元，回到20年前的水平——2003年佐丹奴国际的营收为34亿港元。

不过佐丹奴国际的盈利能力尚可，期间它仅在2020年亏损1.12亿元，其他财年均实现盈利。刘国权在任期间也一向采取高息政策，这也是部分小股东反对罢免他的原因。

程伟雄认为，佐丹奴在中国内地市场没能做过优衣库和其他国货品牌，核心还是在于“水土不服”。

“佐丹奴还是在用‘本港意识’来做整个中国内地大市场，但中国市场内部的差异很大，完全按照香港的一套玩法肯定是有挑战的。从品牌、产品、渠道、用户满足等角度，佐丹奴都做得不够好。”

举例来说，佐丹奴品牌的SKU数量相较于当时的美特斯邦威、森马、以纯等内地的休闲服品牌，“根本没法比”，程伟雄表示。

界面新闻也在此前报道中提到，佐丹奴国际一直没能直面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并未采取持续而深度的变革，反而在空间上“打游击”，在转型方向上也摇摆不定。

为避开与国际快时尚品牌的正面竞争，控制经营成本，佐丹奴曾在2017年前后转攻中国内地的三四线城市和东南亚市场。而在此之前，中国内地一二线城市一直是它的主要市场。近几年，大中华区之外的海外市场（主要是东南亚和海湾国家）对佐丹奴国际的营收贡献已超50%。

佐丹奴国际也曾在进一步下沉和高端化转型之间犹豫不决。它曾推出过中高端子品牌，但大都没能溅起水花。在2015年推出更低端的子品牌Beau Monde后，又在2017年表示要让佐丹奴摆脱“低端货”标签，并开发一个全新的高价户外品牌——但这些计划后来都没完全落地。佐丹奴国际旗下唯一一个稍具规模的中高端品牌Girodano Ladies，也。

程伟雄认为，做品牌、产品研发、渠道和用户满足等都需要中长期的投入，像佐丹奴这样的老品牌如果一直不做创造性地改变，不可能等来年轻一代的新用户。

“周大福作为大股东入局佐丹奴，对于原先纯粹靠职业经理人把控的佐丹奴国际来说，可能会把短期的价值考虑和中长期的价值考虑结合得更好一些。另外再整合其作为上市公司资本化运作的优势，做好佐丹奴这个有一定沉淀的品牌，才有价值。”程伟雄说。

周大福方面并未向外界透露执意入主佐丹奴国际的原因。郑裕彤在早年大量收购佐丹奴国际股份时曾表示，持有佐丹奴股权主要是因为其派息率非常吸引人，增持其股份是为了长线投资。

但如果仅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周大福未必要执着于改造佐丹奴国际，毕竟要重振这个过气许久的品牌并非易事，周大福此前也没有做服装品牌的经验。况且佐丹奴国际在刘国权领导下也不算完全“没救”——2020年至2023年，其营收从31.22亿元连续增长至38.73亿元。

周大福此举是否有其他战略考虑也引发外界猜测。刘国权曾在2012年表示，佐丹奴可能与新世界、周大福有更多合作机会——两者分别是周大福控股旗下最核心的地产和珠宝两大业务板块。“例如一起在内地租铺，争取更优惠条件，又或者新世界发展商场，我们也可以多作交流。”

由此看来，线下零售网络或是周大福与佐丹奴发挥资源协同优势的交叉点。

靠加盟商在中国内地下沉市场跑马圈地是周大福珠宝集团（以下简称“周大福珠宝”）的扩张策略。周大福珠宝最新财报显示，截至2023年9月底，周大福珠宝在中国内地共有7699家门店，其中42.1%位于二线城市，45.5%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76.9%为加盟店。

此外，周大福珠宝还在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加拿大和美国各设有个位数的零售点。

而佐丹奴国际的线下门店规模虽在过去几年有所萎缩，但也不容小觑，尤其是在海外市场。截至2023年末，佐丹奴国际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共有695家门店，在东南亚有559家门店（其中190家为加盟店），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拥有178家门店，在南韩、南亚、非洲也分别拥有120家、69家、24家加盟店。

如果佐丹奴国际要在下沉市场寻找增量，或是周大福珠宝有意加码出海业务，周大福入主佐丹奴国际的这步棋，或许能在未来发挥作用。

“叛国乱港四人帮”之“黎智英”：终生离不开一个“毒”字

作为香港知名的佐丹奴品牌及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 非但没有“光宗耀祖”，反而在2019年8月，被广东顺德老家的黎氏宗亲剔出族谱，斥为“逆子”。

“叛国乱港四人帮”之一的黎智英，也被人们称为“汉奸走狗”。

即便黎智英家财万贯，但作为一个民族败类，“黎智英”三个字，却被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据港媒报道，黎智英白手起家，先后创立了多家公司，积累下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然而即使身家丰厚，黎智英的钱却并非用来回馈乡邻，而是用来资助那些反对派政治团体。

黎智英这一生的所作所为，终究都离不开一个“毒”字。

起底“港独”大佬黎智英：鼓动暴乱、反中乱港的当代汉奸

黎智英于1948年出生于广东广州一小资家庭，但这“小资”的来源，却是靠着黎家人贩卖鸦片得来的，因此这一家人的名声在当地都不是很好。

后来随着日军入侵中国，为了能够继续挣钱，黎智英的父亲又主动当起了汉奸，与日本人合作，向日军出卖抗日人士的相关情报，不少爱国人士也因此送了性命。

这样看来，黎智英的“汉奸”种子是从小便刻在了骨子里的。

日军投降之后，黎智英的父亲为了活命，便在一个深夜悄悄地带着大批钱财和自己的原配妻子偷渡到了香港，只留下黎智英和他的母亲。

失去了父亲的依靠之后，黎智英只得独自养活自己和母亲，为此他也吃过不少苦头。

十二岁那年，黎智英决心去香港寻找父亲的下落，也想着自己是否能在遍地黄金的香港闯出一番天下来。

然而黎智英既没文化，又没有一技之长，这也注定了他在香港的日子不会好过。

当时的香港还在英国政府的统治之下，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黎智英找不到工作，也听不懂当地人讲的英语。

好在一个毛衫厂的领班可怜他，才将他收留在厂里面当一个杂工，这才勉强能让黎智英吃上一顿饱饭。

彼时的黎智英虽然年纪轻轻，但也实在是个目光长远的人物。

晚上的时候，黎智英便开始自学英语，为的就是能够方便和当地人交流，为自己争取更多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黎智英在毛衫厂做工时非常省吃俭用，后来攒够一笔小钱了，黎智英便辞去了厂里的工作，开始走街串巷，当一名卖货郎。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黎智英将香港各行业的生意门路基本都摸清了个大概，也靠着自己的本事和各路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攀上了几分交情。

有了这些底气之后，黎智英便谋划着自己当老板，开个制衣厂来做生意。

在黎智英的苦心经营下，1981年，“佐丹奴” 品牌在香港横空出世。

“佐丹奴”主要是在香港一些客流量大的地方开设铺位，走的也是平价路线，因此这个牌子很快就成为了香港知名的大众服装品牌，这也让黎智英成为了当地家喻户晓的“服装大王”。

1990年，黎智英卖掉“佐丹奴”的股份，跨行创办了壹传媒集团 。

1995年，黎智英创办了《苹果日报》 。

黎智英转战香港媒体时已是四十不惑的年纪，但壹传媒旗下的《壹周刊》 和《苹果日报》在他的经营下却做得十分出色。

事实证明，黎智英确实是有几分做生意天赋的，但可惜的是，除了做生意的“天赋”以外，黎智英的“小聪明”用错了地方，他也站错了立场。

黎智英之所以被央视点名批评为“叛国乱港四人帮” 之一的成员，是因为黎智英自成名后就一直与外部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卖国求荣，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毒瘤”也毫不为过。

2014年10月份，一些“港独”分子打着所谓的“普选”借口，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占领中环”非法集会示威运动，这些人不但大喊“特首梁振英下台”，甚至还扬言威胁让全国人大修改法案。

这场“占中”活动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瘫痪香港社会秩序，以此要挟中央和香港政府。

在这场“非法占中”的事件当中，“黎智英”的名字总是于幕前幕后时隐时现。

据有关媒体披露，黎智英曾经多次向港大多个学系捐款，主要用于“占中”的相关活动和项目。

此外，还有爆料人在网络上曝光了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 与“占中”人士等人的交流邮件，表示愿意为“占中”人士在其他报章刊登的广告费买单。

除了为“占中”活动出钱以外，黎智英还亲自参与了这场活动的策划，黎智英名下创办的传媒平台及相关报刊也完全成为了这场“占中”活动的宣传平台。

“港独”势力早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准备好了这场示威运动，“占中”情况绝非偶然。

自“非法占中”事件发生以来，香港股市便连续下跌，不少股民损失惨重。

但有媒体发现，每当香港的局势发生动乱时，黎智英的壹传媒等企业股票却能“独善其身”，而黎智英本人也在“占中”活动中浑水摸鱼，联络了多名欧美基金经纪人来打压港元，使自己成为了这场活动中最大的赢家。

2015年1月，有香港媒体爆料，非法“占中”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黎智英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而黎智英早年开始发家时也曾资助过不少反对派政治团体，其数额高达数十亿港元，是反对派势力中赫赫有名的“大金主”。

黎智英名下的《壹周刊》和《苹果日报》经常批评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因此这两类刊物至今在内地仍被列为违禁品。

而黎智英本人自从在1994年因公开批评前总理后，便被内地列入了“黑名单”，即使他使用英国公民护照申请中国签证，也无法进入内地。

在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黎智英旗下的报刊、媒体等渠道更是“全力以赴”，不断地攻击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抹黑警察，还在各大报刊鼓吹和煽动青少年上街与香港政府对抗。

黎智英口中所谓的“有效抗争”，最终直接导致香港街头的黑暴活动不断升级，使香港的社会秩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

自香港回归之后，每逢风起云涌之际，黎智英便会带着名下的各大报刊和平台为“港独”分子站台，《苹果日报》甚至还有专门的版块用以赤裸裸地宣传“港独”。

黎智英老谋深算，他也深知如何利用学生和老弱妇孺来掣肘香港政府。

年轻人身上这种无知、易怒的特点成为了黎智英手上的一柄利器，经过舆论造势之后，这些年轻人便担当“领头角色”，被黎智英绑上了反中反港的“战车”，成为了这些“港独”分子对抗中央的燃料和炮灰。

黎智英利用媒体蛊惑民众、制造对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修例风波”期间，黎智英名下的《苹果日报》向所谓的“支援基金”捐款一百多万港元。

2020年2月，《苹果日报》又宣布成立“基金会”，扬言向社会募捐资金，专门将这些钱用来资助在“修例风波”中被捕的学生。

勾结美国政府的“当代汉奸”

2019年7月，黎智英曾先后几次前往美国，会见了美国政府高官蓬佩奥、彭斯 等人，并主动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对方干涉香港的香港事务以及所谓的“人权自由”。

此外，黎智英还在西方各大媒体上发文称，“香港是为了美国而战的。”

其无耻言行，让两地的民众直接将其痛斥为“走狗”、“汉奸”。

黎智英作为一个“平民”，却有机会能够“外访”美国，甚至见到美国的核心高层人物，并非是黎智英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也并非是黎智英能够真正代表香港市民，这其中的关键原因，只是在于黎智英能够成为美国当局的一枚棋子罢了。

美国从来都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不论美国对香港或者对黎智英给出了多大的承诺，其中必然伴随着美国利益的考虑。

黎智英便是一直靠着与美国政府互相勾结，从而为自己获得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黎智英获利良多。

多年以前，黎智英就在美国政府的引荐下，前往缅甸进行投资。

但实际上，“投资”不过是个借口罢了，为的就是让美国政府能名正言顺地将资金转入黎智英名下，以支撑其在香港策划的一系列“港独”活动。

在香港“占中”运动期间，美国官员就曾承认过，美国政府以民主基金会的方式，向“港独”分子提供过资金。

有关数据表示，从1994年开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便不断通过各种“人权”的借口，来支持“港独”活动。

自从香港回归以来，这家基金会也一直借助香港本地的“港独”势力来壮大自身，同时扩大其在香港的影响力。

此外，黎智英通过勾结美国政府的手段，以低价收购银行、投资土地等各种方式谋取暴利，这些资金一部分用于“港独”活动，一部分就流入了黎智英自己的口袋里。

2020年4月份，黎智英亲自录了一段视频，在网络上公然向大家喊话，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壹传媒，为他留一条活路。

据黎智英透露，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订阅报刊的人数大幅度下降，壹传媒连续几年都处于亏损状态，公司内部也采取了裁员和冻薪等多种手段，才能得以让公司持续经营下去。

根据黎智英的说法，黎智英早已口袋空空，财富也出现了大幅度缩水的情况。

但媒体很快就出来狠狠地打了他的脸面。

有媒体爆料，近几年来，黎智英曾向多个反对派人士提供政治“黑金”，其中就包括了李柱铭、陈方安生等这些赫赫有名的“港独”大佬。

这些人长期接受黎智英的资金资助，累计高达四千万港元。

2019年8月份，有媒体拍到黎智英大手笔包下了香港中环的某家高级西餐厅，专门用来招待一些美国和香港政府的高官政要，排场十分庞大。

黎智英一边口口声声喊着“没钱”，一边却资金不断地资助和运营“港独”分子对抗中央和香港政府的政治活动，那么这些背后的资金链又是从何而来？

众所周知，香港、台湾等地近几年来时常暴发“颜色革命”，期间都少不了西方国家在背后推波助澜。

这些“港独”分子活动所需的资金，很大部分都是来源于英美政府和香港当地的一些反华势力。

长久以来，黎智英都心甘情愿地充当英美政府的“鹰犬走狗”，在大众面前，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奴才嘴脸。

就拿黎智英身边的助手Mark Simon来说，这便是黎智英勾结英美政府最直接的证据。

据有关资料显示，黎智英身边的助手Mark Simon是隶属于美国政府的情报员，此人的父亲也在美国政府任职长达三十多年。

Mark Simon的身份虽对外声称是黎智英的助手，但其实背地里却充当着为黎智英和美国牵线搭桥的角色。

自2002年开始，Mark Simon便一直积极联系美国政界及相关平台媒体，为黎智英“跑腿”，担任起了黎智英在西方国家“代言人”的角色。

Mark Simon之所以能够成为黎智英的心腹助手，也是美国反华分子为两人牵线的结果。

不少证据表明，黎智英对Mark Simon十分信任。

黎智英交到反华势力组织和港独头目手中的“黑金”，都是由Mark Simon本人在亲自打理。

黎智英与政府官员会面的场合中，也不难发现Mark Simon出现的身影。

“叛国乱港四人帮”的各自下场

“叛国乱港四人帮”多次被曝与英美政府的政客、反华组织等来往密切，因此被两地的民众痛骂为“卖国贼”、“民族败类”。

从各大媒体所披露的消息看来，“叛国乱港四人帮”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都干了“不少大事”，可谓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如今在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叛国乱港四人帮”的下场如何，也格外引人关注。

从近两年以来的表现来看，这些曾经风光无限的“港独”头目，如今要么是成为了阶下囚，要么就偃旗息鼓，身陷囹圄。

“港独之父”李柱铭 早年“立场坚定”，声称自己“愿为香港的民主付出代价”，在国安法出台之际，李柱铭却突然性情大变，称其坚决拥护“一国两制”。

对于李柱铭这种“墙头草”的做法，港民对其的态度也十分不屑一顾。

不论李柱铭如今再怎么“表忠心”也是太迟了，毕竟他曾经犯下的那些滔天大错早已是无可改变的事实。

何俊仁是“叛国乱港四人帮”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为了能够攀附上西方政府，挤进陈方安生 这些政府高官的队伍当中，何俊仁密谋了非法“占中”、元朗暴乱、非法游行等一系列“港独”事件，这些活动现场也不难看到何俊仁的身影。

但不论何俊仁再如何趋炎附势，最终也只落得了一个“弃子”的下场。

陈方安生这边则是激流勇退，早在2020年6月26日便宣告退出政坛，期望能安享晚年。

而黎智英作为“叛国乱港四人帮”之首，在2021年国安法出台之际，黎智英便因涉及2019年发生的“非法集结案”而被捕入狱，至目前为止，黎智英一直都是阶下囚。

据香港媒体报道，从2021年开始，黎智英便多次变卖掉了手下持有的多处房产。

相关消息指出，2021年12月份，黎智英名下的“仁爱吾疆”单位，以每坪约56.7万港元价钱卖出。

经查询得知，负责这笔交易的正是黎智英老婆李韵琴 ，而买方是九龙置地有限公司 。

值得一提的是，“九龙置地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正是李韵琴，对此，不少民众质疑黎智英这种“左手换右手”的做法，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国安法冻结其名下的资产。

黎智英在香港、台湾等多个地方都置有房产。

2021年3月份，黎智英名下位于台湾的阳明山别墅也卖给了“台独”分子辜宽敏 。

同年9月份，台北市所在的“顶高丽景”单位也由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 负责，卖给了“维港有限公司”。

直至目前为止，黎智英在台湾的房产目前就只剩下有中山区的“忠泰M”单位。

根据新出台的的香港国安法，黎智英将被指控为“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多项罪名，刑期起步为3至10年，最高可被判处十年以上的监禁或者无期徒刑。

2022年4月，香港文汇报方面报道，黎智英和其集团行政总监黄伟强涉嫌隐瞒将近1980万的租金收入，会被加控欺诈罪。

中新社方面表示，在2022年8月22日，黎智英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德案件在当日进行案件管理聆讯。

时间来到2022年10月25日，根据香港区域法院方面的消息，黎智英被裁定两项欺诈罪罪名成立。

美国方面对此并没有停止蹦跶，还在抹黑中国，对于美国对黎智英欺诈案裁决结果不实的指控，香港特区政府方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根据香港《星岛日报》11月14日的报道，黎智英等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将在12月1日开审，而控方更是明确表示，倒是会传召多大二十名的证人，并且全案暂定有六个污点证人。

11月22日的时候，香港文汇网报道壹传媒及《苹果日报》6名高层及编采人员已经承认了串谋勾结国外势力罪，这其中部分被告会出席黎智英一案。

天理昭昭，黎智英之流，定然会罪有应得。

参考资料：

人民网-环球时报 ：“非法占中”铁证频出 揭开幕后黑手黎智英

新华网：新华社起底黎智英：反华反共的“马前卒”

环球时报：黎智英等8“港独”头目再被判刑

-END-

作者：如愿

编辑：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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